美国军事威慑效用在降低?

在通过绝对军事优势威慑潜在对手方面,美国政府和民间存在某种共识。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放弃对朝军事威慑,但仅靠这一招,显然也不可能奏效。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5-17 收藏

  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朝鲜局势非常复杂,要时刻警惕,但希望能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同一天,正在日本访问的副总统彭斯,在强调“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时,也提及“美国追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此前一天,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苏珊·桑顿说得更具体,美方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我们肯定不寻求冲突或政权更替”。
  此前,媒体盛传美军三大航母战斗/打击群将集结朝鲜半岛海域,各方猜测美国何时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营造大兵压境氛围之际,朝鲜丝毫没有退让,做出了一贯的强硬回应。4月15日是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朝鲜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式,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警告称,如果美国向朝鲜挑衅,朝鲜将立即进行毁灭性打击,“以朝鲜式的核打击战斗应对核战争”。
  现在,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姿态放软,是否意味着美国军事威慑的效用在降低?

  威慑崇拜
  作为一种军事策略,“威慑”在学术上没有权威的定义,表述各异,实质却差不多。有学者把威慑定义为:A国意图通过宣称“一旦B国采取某一行动,就将给它造成不能承受的代价”,来阻止B国采取该行动。也有学者指,威慑系一方利用或明或暗的威胁,让另一方明白不要试图改变现状。根据这些定义,针对朝鲜的核导试验,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的军事演习与军事集结,称得上是典型的军事威慑。
  就其本质而言,军事威慑起作用的机理,在于人内心对威胁的恐惧,以及对收益与代价的权衡。历史地看,军事威慑受到重视始于一战。欧洲战场上双方伤亡百万的惨状,引发了政治家与学者们对军事威慑的思考。但其作为一种战略发展起来,则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进入核武器时代以来。
  也正是从美苏两国都拥有了以核武器毁灭对方的力量以后,军事威慑在战略层面日臻成熟。而且,美国在具体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是这个领域无可争议的执牛耳者。
  美国对军事威慑的倚重,并没有随着苏联这个头号核威胁的解体而消失。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的一句话,道出其中的玄机:唯一比威慑更昂贵的,是实实在在地打一场战争,唯一比打一场战争更昂贵的,是打一场输一场。这就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为何还维持庞大的军力,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的关键原因。
  美国2017财年的军费为5837亿美元,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世界军费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第二至第九位的军费总和。
  “我们不能容许其他国家在军事能力上超越美国”,2月28日宣布将军事预算提升10%后,白宫网站上的一份声明做了这样的解释。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米克·马尔瓦尼表示,这是一份“硬实力预算”,是刻意为之。“总统非常明确地向我们的盟友和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这将是一届强军政府。”
  在财政预算上,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明显倾向于“军事优先”。在大幅增加军费的同时,用于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预算都被削减。主管外交的国务院的预算更是被大幅削减28%。
  特朗普政府的强军计划,也有一定程度的民意基础。盖洛普3月6日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中认为军费合适的仅为28%,认为军费不够的为37%,觉得军费太高的为31%。此外,认为美国军事不够强大的高达45%。根据盖洛普去年2月的一项类似调查,认为美国军力世界最强的受访者占比49%,这一比例是做这项调查23年来的最低水平。
  追求超强军事实力,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好战,但在通过绝对军事优势“威慑”潜在对手方面,美国政府和民间存在某种共识。
  美国的威慑崇拜,在朝鲜遇到了麻烦。4月17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对朝鲜“划红线”。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不过,斯派塞同时还说:“特朗普总统会谨慎出牌,你们不会看到他透露出回应朝鲜任何军事动向的计划,公开太多细节对美国不利……但是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表明,在适当的时候,总统会采取决定性行动。”
  斯派塞的言论,更像是外交辞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放弃对朝军事威慑,但仅靠这一招,显然也不可能奏效。

  效用争议
  威慑作为战略手段是否有效,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威慑理论的批判者查德·施莫克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很难证明某一特定因素是不是促使它发生的根本原因,更何况,威慑所要做的是,让某种结果根本就不发生。
  威慑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博弈过程,而且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行为体”。但在威慑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大量非理性、难以判断动机及意图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说,军事威慑奏效与否,或者说效用有多大,很难从逻辑上去证明。
  美国对军事威慑的重视,与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历史直接相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贝茨,去年在《外交事务》上写道,威慑是美国遏制苏联,并在没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赢得冷战的必不可少的军事战略。不过他也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威慑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但在最近几十年来,威慑走入了迷途,美国的安全政策也因此变得更糟了。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威慑的对象,从此前的苏联,扩展到朝鲜、伊朗等寻求核武器的国家,甚至针对恐怖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威慑战略的使用,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化了。美国蒙特雷国家研究院学者杰弗里·诺弗就此分析称,这就需要不仅威慑那些可能发起攻击的对手,还要威慑那些企图获得核武器从而威慑美国的行为,即便事实上这些武器不会真正被使用。
  对于美国来说,威慑不再是完美战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或者完全放弃,都会有风险。
  法国政治学者雷蒙·阿隆,在其著作《现代战略思想演变》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一般或抽象意义上的威慑并不存在,关键问题是,要解决谁在什么情况下,要阻止谁做什么。也就是说,威慑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
  以朝鲜问题为例,如果美国的目的是阻止朝鲜对韩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者武力统一朝鲜半岛,那么美国的军事威慑毫无疑问是奏效的。但是,如果美国威慑的目的是阻止朝鲜的核导开发,那现实已经证明,至少迄今为止是不成功的。
  对于美国威慑战略遭遇的“朝鲜困境”,已故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在《威慑与外交政策》一文中,做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在遏制对手选择危险行为来改变现状方面,威慑战略可能会成功,但在阻止对手通过“有限试探”或“可控压力”制造变化上,威慑战略往往无能为力。
  他指出,威慑可能给有强烈改变现状动机的敌对方,造成严重的挫败感,尤其是它感觉到这种改变是“合理”的。“持续的挫败感所造成的后果,很容易导致不可预测性,而且这种局面对威慑的实施方总是不利的。”
  美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威慑,给朝鲜造成的“挫败感”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构成了朝鲜执意追求核导开发的强大动机。朝鲜声称核武器是为了自卫,客观上这些行为也的确没有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现状。但与此同时,朝鲜也通过拥核对半岛的军事力量平衡,做了“有限”的改变。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军事威慑“没有奏效”。
  正如某位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朝鲜不同于叙利亚,军事行动后果的灾难性不难想见。当全世界都清楚你不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那么威慑就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外交跟进
  威慑崇拜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容易导致“用军事手段去解决外交问题”。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对军事力量效用的根本性误解上。“如今的美国军队,被用在了不应该由它来解决的问题上。”在巴塞维奇看来,这是导致美国介入那些不必要的战争的重要原因。更有美国学者指出,对军事威慑的过度依赖,事实上是在为“外交上的不作为”寻找借口。
  特朗普政府对军事威慑的偏好,是否会弱化外交的功能,在美国国内已经引发担忧。在特朗普政府公布大幅提升军事预算计划的第二天,美国120多位退役将军联名上书国会,呼吁在发展军力的同时,也要提升和强化外交能力,两者齐头并进,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2013年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期间,在国会作证时曾说过,“如果你们不给国务院充足的经费,那么最终我就需要购买更多的军火”。
  就朝鲜半岛情况而言,持续的军事威慑,加之外交沟通缺位,很容易导致局势恶化。美国传统基金会朝鲜半岛问题学者布鲁斯·克林纳认为,特朗普对朝鲜的威胁,可能恶化局势,也可能导致“视美国为纸老虎”的认知。“每一方都可能误解对方的意图,从而加剧局势紧张,增加包括发起先发制人打击在内的误判风险。”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近日撰文称,目前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朝鲜将发动核攻击,而在于它可能高估自己而“玩过火”,挑起韩国做出军事反应。“我们的外交应该做出调整,防止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从威廉·佩里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朝鲜危局,到了需要外交跟进的时候了。对于像朝核问题这样长期无解的顽疾,亚历山大·乔治在上述文章中也有所论述。他写道,成功的威慑最可靠的好处,是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这个时间最好不要用在无限期地维持威慑上,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协调双方冲突性利益的方法,从而降低对威慑的依赖。由此可见,威慑要达到预期目的,最终还是离不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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