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黑安全会议:重新寻找“敌人”

本届安全会议确认“伊斯兰国”为公敌,但避免陷入伊斯兰恐惧症,联合周边国家“围剿”伊朗,但对朝鲜高举轻放,且大谈非西方国家可能开启“后西方时代”。

作者:本刊记者 谢奕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3-10 收藏

  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前几天,适逢化名“金哲”的朝鲜籍男子在吉隆坡机场遇刺、美总统国安顾问弗林辞职、特朗普呼吁俄“归还克里米亚”并一度拒绝为巴以“两国方案”背书等热点,加上美国副总统、防长、国土安全部长齐齐出席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给会议带来了空前的关注度。
  会上中韩外长坦率谈“萨德”,傅莹副外长妙答中国国防预算问题,伊朗遭沙特、以色列及土耳其高官“联合围剿”等新闻,已广泛见诸中国媒体。但在这些碎片化的图景之上,我们还要看到带有普遍性的跨国安全问题的新走势。

  确认“主敌”
  若论当今世界安全的公认敌人,非“伊斯兰国”莫属。但世界公认的敌人,未必就是一些国家眼中的主要敌人。譬如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纵容“伊斯兰国”做大,试图用它来“消耗”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后来又让俄军冲上前“死磕”各种圣战组织,以便坐收渔利。
  确定“主敌”或涉及外交战略大调整。特朗普就是把“伊斯兰国”当作现阶段的主敌,从而“快刀斩中东乱麻”,放过阿萨德政权和它背后的俄罗斯。但同样是支持阿萨德“反恐”的伊朗哈梅内伊政权,就没有从“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一逻辑中受益。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依然将与奥巴马政府签下核协议的伊朗视为劲敌;已被联邦法官冻结的“七国限行令”,原本首要针对的也是伊朗公民(受影响最大的则是逃避战火的也门人)。
  一个国家可能面临各种敌人,其中不乏相互为敌者,这样一国为对付主敌,就可能与他方“化敌为友”。以色列与沙特迄未建交,它们之间的“奇怪同盟”就建立在对伊朗核力量的共同恐惧之上。
  沙特外相朱拜尔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伊朗“仍是恐怖主义在全球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其支持叙政府、资助也门胡塞武装,“决意搅乱中东秩序”;且是中东唯一未受“基地”和“伊斯兰国”袭击的国家。而以色列防长利伯曼也在会上指责,伊朗企图“破坏中东所有国家的稳定”,他并呼吁沙特与以方合作打击伊朗。被“围攻”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慕尼黑表示,伊朗所有的军事项目和导弹试射均“旨在保卫边境安全,不针对任何国家”。
  然而,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2月14日秘访莫斯科会晤普京,此举违反联合国和美国关于限制他出境的规定;连同弗林因涉嫌“通俄”辞职的风波,恐怕是特朗普“变调”要俄归还克里米亚的近因。特朗普班子眼下正试图组建反伊朗的阿拉伯军事联盟,普京若想与美修好,与伊朗保持暧昧关系就不合适了。但伊朗之于俄罗斯,有如朝鲜之于中国,“切割”起来谈何容易!
  特朗普对待朝鲜的态度,不像对待伊朗那么鲜明。他竞选时曾表示,若当选会欢迎金正恩来美国谈判,只是没有国宴招待;在朝鲜于安倍会晤特朗普期间发射据称“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之后,特朗普又称将“强硬对待朝鲜”,但不想告诉媒体自己的对朝方略。2月23日他在白宫接受采访,表示对金正恩的行为“非常愤怒”,认为朝核问题本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解决。但他同时称,自己从来没说过不会(与金正恩)会面,只是可能会相当晚。
  《华盛顿邮报》最新消息称,在美联社副社长访问平壤之后,朝鲜或派代表赴纽约,与美国前任官员举行非正式会谈。在“金哲”遇刺事件后,如果特朗普政府给朝鲜代表发签证,将会很不寻常。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表示:特朗普对“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不会改变,美国“坚定支持”北约,“每一天都会支持欧洲”;而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在参加反恐小组讨论时说,特朗普将很快公布一个“简化版”的七国限行令,“确保没有人会在从海外来到我们机场的过程中被卡住”。
  可能由于在场听众以欧洲和中东人士为主,美方高官没有多谈朝鲜的近况。从中也可看出,在东亚人眼里颇为轰动的事,不一定就被欧洲听众关心;若论欧洲国家的假想敌,平壤还排不上号。

  后西方时代?
  有着“防务领域达沃斯论坛”之称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因为多年来提供了一个让各国防长、外长以及相关政策专家们当面切磋的机会,颇受西方决策界关注。而近年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才是亚太国家“纸上论兵”的时髦场所。
  有中国学者指出,在底蕴深厚的慕安会上,某些东亚国家不是焦点,不像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样容易成为靶子,连美国人在慕尼黑都客气很多,“看来,不能被周边热点事务迷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
  这话只道出了一半真相:欧盟国家长期依赖北约的军事保护,社会文化偏向阴柔,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回应不足,军费投入长期达不到额定标准,国防部长的职位还不如卫生部长有吸引力。反映到德国民间主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是鸽派声音高涨,而鹰派不受欢迎。
  另一半真相是:韩国外长尹炳世在慕尼黑“朝鲜半岛小组会议”上,强势提出阻止朝鲜核力量的路线图,而2月初美防长马蒂斯出访韩日,也旨在为他将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包括“动武摧毁朝鲜核设施”的作战计划做准备。可见,在欧洲地盘上说不说朝鲜问题,由谁来说,美方是有综合考虑的。
  布鲁塞尔可以对东亚事务置身事外,但欧洲的东部就盘旋着一只被激怒的“双头鹰”(俄罗斯国徽上的图案),欧盟不能视而不见。
  去年底,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批评小布什和奥巴马没有妥当处理对俄关系时,列举了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教父》中的麦克尔·柯里昂所做的惊人模仿——一种极为含蓄的威胁”。10年后回头看,当初北约和欧盟“低估”了自身东扩所引起的俄方敌意情绪,执意向乌克兰提供“欧盟联系国协议”,导致了2014年乌克兰内部动乱,俄罗斯趁机吞并克里米亚。
  现在,又有哪些重要的迹象被决策者忽略了呢?由于勒庞近期的民调大幅上升,增加了法国举行脱欧公投的几率,担心欧盟解体已非杞人忧天。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感叹道,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他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西方秩序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慕尼黑安全会议旗下的基金会试图振聋发聩。它在2月13日发表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国际安全面临“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事务新框架”。
  该报告举例说,在叙利亚冲突中,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开始成为更明显的因素,而西方国家的参与度却在减弱,中东世界的“后西方时代”可能就此开启。
  上述基于“国家集团间竞争”的思维,有其预见性,也有其不足。因为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同质性,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太过明显。即便是看起来抱团的金砖国家集团,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松散的经贸联盟,没有经历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
  按照普华永道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2050年全球经济前景报告》,美国GDP届时沦为世界第三(中印居第一、第二),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将有6个是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但这也不意味着世界主导权必然从西方手里滑落,因为以战略协调度而言,除了中俄可能共进退以外,很难相信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会听从谁的发号施令。
  所以,欧洲人现在就高唱“后西方时代”,未免是从一个极端(西方中心思维)跳到另一个极端,不像美国人仍然笃信21世纪将由本国领导。

  伊斯兰恐惧症
  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前2天,巴基斯坦南部一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72死200伤。“伊斯兰国”和“巴塔”争相认领袭击。这只是该国近期一系列恐袭事件中影响较大者。而在欧洲人眼里,远在南亚的那些伤亡人数经常过百的袭击,可能只是路透社等媒体的一条短讯,不值得在会议上大张旗鼓地讨论。
  去年底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电视www.0181.com 面前,被做着“认主独一”手势的狂热分子枪杀,可能对欧洲人有心理冲击,但远远不及同期柏林的卡车闯入圣诞集市碾人的事件,甚至也不如跨年夜造成近百人死伤的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恐袭,因为只有在欧洲人熟悉的场合发生的血腥案件,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
  慕尼黑去年夏天发生过一起造成10死16伤的购物中心枪击案,但却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
  袭击者是一名拥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18岁本地男子,作案后自杀。据网友称,他在打游戏时曾直接辱骂穆斯林,称“德国他妈的挤满了穆斯林”。作为伊朗移民二代,他对自己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感到自豪,还为自己的“雅利安人”(伊朗裔)身份骄傲,同时仇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当天9名遇害者中,7名是外国人,其中4名是土耳其人。而据现场目击者说,他作案时高喊“我是德国人!外国人都去死!”一类口号。袭击发生在臭名昭著的布雷维克在挪威实施大规模枪击爆炸案的5周年纪念日,因此被认定为极右翼作案。
  详述这起案件,是为了说明当代恐怖主义并不是哪个民族或宗教的专利。伊斯兰恐惧症走到极端,同样会制造灾难性事件,比如1月底加拿大白人学生制造的魁北克清真寺枪击案,致使祈祷者6死19伤。
  但伊斯兰恐惧症本身,又不是空穴来风。一边是西欧人口无可挽回的老化(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9国,17个在欧洲),另一边是北非和西亚的人口在以“30年翻一番”的速度膨胀。这样的“人口压力差”自然导致流向欧盟的非法移民屡禁不绝,日甚一日。
  现在“欧洲首都”布鲁塞尔近1/4的人口是穆斯林,东伦敦35%的人口是穆斯林,荷兰鹿特丹40%的人口是穆斯林,德国有300多万在海外出生的穆斯林取得了德国国籍。而穆斯林移民难以被归化、生育率高的特性,又让当地阿訇们找到了通过派发政府福利黏住信徒,再用信徒的人力和选票“绑定”左翼政客的窍门。更有甚者,恐怖组织用宗教启示远程“激活”移民二代展开独狼式袭击,让西方人防不胜防。
  在美国的穆斯林虽然只占美国人口2%强,但绝对数量不亚于在欧盟任何一国。新近辞职的美总统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曾经耸人听闻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弥赛亚式邪恶势力的世界大战,大多数恶人都是受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因此我们必须组织军事、经济、情报和外交等所有国家实力与之周旋……这场战争或许会持续数代人的时间。”
  伊斯兰恐惧症若是作为一种文化谈资,或许并无不可,但真正进入政策层面,就很容易错伤无辜,掉入“文明冲突论”的陷阱。一个多世纪前,发端于俄国人巴枯宁和德皇威廉二世的现代“黄祸论”,让美加澳等国上演排华浪潮(本世纪又纷纷道歉),就是深刻的教训。
  所以,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未就此话题展开论争,出席会议的西方代表也止步于谈论反对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毕竟,在一个曾犯下“排犹”重罪的国家,尊重“政治正确”是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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