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耳同传君”:盯着美国的“吃瓜群众”

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理工男”,主要通过独力译介关于美国选战的英语短视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微博上吸粉70余万。他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榜样说”,认为他很了解的美国社会有其优点,也有虚伪与荒谬之处。

作者: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广州 摄影∣邱伟荣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1-11 收藏

   一年多来,“特朗普大战希拉里”从猜想变成现实,非常精彩。娱乐,在深刻地往政治渗透。
   这撩拨起了大洋西岸更多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兴趣,除了媒体的报道外,人们还需要更多维度的资料。于是一些或以团队、或以个人形式存在的英语爱好者,默默地补上了这个缺口。
   “空耳同传君”就是其中的一员,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主要通过独力译介关于选战的英语短视频,从0开始,在微博上吸粉70余万,一个“大V”就这样横空出世。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中国人的确一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浓厚兴趣,培养起通过视频去猎取信息的习惯,是从2005年《越狱》火遍全国开始的,此后主要局限在电视剧和电影领域,所以那些义务的字幕组成为地下一景。如今对原版的新闻视频也热衷起来,或许意味着社会的某种转变?
   带着这个问题,我找到了“空耳同传君”,他本名殷皓。
   然而,与我想象的具有“比较社会学”思维的形象大异其趣,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理工男”,而且还是理工科的博士。他对美国政治很了解,但那是一种解说员般的技术性了解,类似于“A球员带球突破,传中,B球员稳稳控住了球,一脚射门……”他不会像黄健翔那样嚎叫起来,说谁被灵魂附体。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名观看美国政治的“吃瓜群众”。而他的视频译介,只是一种搬运工作,完全无法从中找到明确的个人价值观。从严复、魏源他们“开眼看世界”开始,受到带动的普通中国人对外国的兴趣,事实上都是在本国立场上“师夷长技”,而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只是那么看着,没有什么目的性,就是获取资料,不为什么。
   这也是一种值得了解的变化。

   世界的另一面
   殷皓第一次做字幕,是在2010年。
   很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加入了“果酱字幕组”,这个字幕组当时在做一个美国节目,叫《周六夜现场》。这是美国NBC电视台的一个喜剧类节目,通过模仿、恶搞,表达对一些人和事的讽刺态度。
   因为每一个片段都对应着某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殷皓发现,即便是英语听力无碍的人,也未必看得懂这样的节目。“就像不听相声的人猛然听到郭德纲,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南方人看春晚,也就觉得很没意思。”
   语言背后,有太多的背景需要去了解。“所以我挺幸运,一开始就遇上这个节目,那种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图书馆,随便抓了一本书,正好就是图书馆所有藏书内容的一个目录索引。”
   和图书馆的索引不一样的是,节目所谈的都是近期新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增量而不是存量,这就让了解和翻译的难度更大,参与者必须时刻注意美国最新的时事变化。
   面对这样的千头万绪,一般人都会选择放弃。而对于殷皓这样的人,却恰恰被勾引起了兴趣,通过地毯式的背景查找,他们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借助光纤,比此岸的所有人更早、更全面地窥视世界的另一端,毫无疑问具有某种魔力。从这里起步,殷皓开始了对新闻短片的选取和翻译,快速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生活趣味,然而我依旧不能理解这种“趣味”的动力机制究竟如何。
   我试图通过问题来寻找答案:“到底是什么在激励像你这样的人去承担这样一个角色?显然不是物质奖赏,因为这是没有什么报酬的。那么,是不是所谓‘真理存在于另一种语言里’的引诱?又或者你们感觉到作为最大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具有某种榜样意义,值得去全面了解,以便给我们认知身边的社会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
   这个理工男的回答让我很崩溃:“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即便采访某某部门新闻发言人,我都已经很少听到这样毫无意义的回应了。
   不管怎样,他还是继续着他的工作。他在去年开了微博,将自己翻译的短片挂到微博上去,不断吸引他人的关注。根据粉丝们知道些什么,他就去找什么素材,帮助粉丝突破背景生疏的限制。
   2011年,“深夜脱口秀的骨灰级粉丝”“谷大白话”成了网络名人,他把自己翻译的美国脱口秀节目放在微博上共享,广受欢迎。因为他对美国俚语等背景文化“掘地三尺”的“死磕精神”,他成为了喜欢英语文化的人群的偶像。“谷大白话”的专业与英语无关,殷皓同样如此,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励志故事。
   对于殷皓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是,2015年希拉里、特朗普、桑德斯投入各自党内的初选,带来了极富争议性的话题。美国大选不但关注度高,而且人物角色少,很容易记住,粉丝们更容易理解,是不可多得的翻译、分享的好题材。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美国大选。
   粉丝在快速增长。

   没什么理想主义
   殷皓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细节,电视节目的类型、风格乃至主持人,都烂熟于心。一说起来,就江河直下,不可遏止,他在这一“兴趣爱好”上所花费的工夫可见一斑。
   也正因如此,对话变得十分艰难,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轨道上自说自话。他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这是他所承认的,他表示自己有能力为媒体提供关乎美国政治的所需资料及其解读。
   然而我的采访显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料。此前曾经吸引社会注意的影视字幕组群体,他们隐身地下、无偿工作并且如此兢兢业业,表现出一种文化“盗火”的理想主义精神,字幕组之间的竞争意识让这种精神打磨得更加饱满。而殷皓,则似乎对此没有任何感觉。
   我觉得这不太正常,因为新闻类的视频,单位时间里所能承载的价值表达功能远远强于影视视频。
   他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榜样说”,认为他很了解的美国社会有其优点,也有虚伪与荒谬之处。这种辩证法在话语中的出现,让我以为终于一脚踩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之间如何连接起来的逻辑之船。
   我趁热打铁:“你是在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感觉的?”
   殷皓以及他的“同行”们,相当一部分是在2008年表现出对美国时事中的背景文化的兴趣。那一年,北京奥运的圣火传递遭到西方国家阻挠,汶川地震让世界从不同角度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蔓延给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明显的变化。殷皓说,所以,2008年对他们这样的年轻一代,是一个“比较觉醒的时间”。“首先一点是发现,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他提到了“觉醒”,说到了“中国命运”,这让我有点提神了。我心想,就是嘛,一个背后有70多万粉丝支持的个体的义务性的工作,它怎么可能丝毫没有一种价值层面的逻辑解释?
   然而确实没有了。“首先一点”之后,没有听到第二点,他说着说着就开始对比奥巴马和特朗普在英语调遣上的特色,使用的素材、用词排比,以及语速快慢。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世界感比较强,全球化时代,网络一打开,英语比较好,计算机基础比较好的人,想看什么都有,基本都是即时的,那边发生什么,你这边马上就能知道,快啊,所以我就慢慢培养了这个爱好,就是一个新闻控,英语新闻控。”
   我能理解,这就是他可以如此专业的原因。

   在太平洋这一头“吃瓜”
   殷皓说,和他一样做翻译的人们的信念在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整地呈现一个事情,来帮助英语不是那么好的中国观众获得所需的信息。
   “我选择那些材料,不是说我同意其中的观点,我只是找到能把事情最好地表达清楚的人,让他来表达一下,然后人们各自去得出自己的判断。”他说,“美国媒体也是分阵营的,它们会专门攻击对方阵营支持的候选人,或者特意报道对方的负面消息,并且竭力为己方候选人辩护,这种短片可选择的范围很大。我不想做这么多,还是让候选人自己来说话,大家都爱看特朗普,想知道他本人说什么,我就多翻译一点特朗普。”
   “至于说我为什么对这种工作感兴趣,大家都是‘吃瓜群众’,围观,吃面,喝水,就在那看。美国这一套大选机制,越来越像真人秀,娱乐性很强。”他说,“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借鉴,我就不评论了。这就像看一场球赛,你说你现在看一场英超或者德甲的比赛,他们踢球对你能有什么借鉴?你又不踢球,人家做的动作你也做不来。所以我只要说,他们哪一个球踢得漂亮,哪一脚踢得差了点,阵容如何,主帅是怎么排兵布阵的,攻击点是什么,有没有效果,好不好都讲出来,就是这样了。”
   “你们纯粹是一个观赏者的角色?”
   “对啊,我不去评判什么。”
   这场理工男与文科男之间的对话很撕裂,介乎极端无趣和相当有趣之间。无趣在彼此对对方的兴趣不感兴趣,有趣在各自对自己的兴趣十分执着。我是一个十几年的老记者,言语上的进攻是毋庸置疑的强项,而殷皓则处处闪避,然后转向他最自信的那个方面,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述他所知道但未经咀嚼的一切。
   我明白这一切的价值,就像我理解一切知识的价值那样。殷皓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不管他们自身是否主动思考其意义所在,但作为一个“资料库”而存在,本身就为文明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19世纪,当中国人意识到对外部文明的了解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需要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文化精英们对书籍的翻译推广来实现的。而今天,在一个可视化时代里,视频成为了这种文明交流的新载体,而翻译者也从精英转向了平民。
   历史地看,这是一种波澜壮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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